鲍超在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在胡林翼的极力支持下组建霆军。这支部队最初由湘军旧部与地方勇丁拼合而成，行伍纪律严明、赏罚分明。其后数年间，霆军辗转鄂、皖、赣、粤等省，先后参与围剿太平军与东捻、西捻诸部，在一系列急行军与强攻战中不断淬炼，逐渐由地方新募之军蜕变为湘军集团中的劲旅主力，声名与日俱增。
同治五年九月，捻军在许州一线分流：赖汉英统东捻，张宗禹领西捻，两路首尾呼应、纵横驰突。捻骑轻捷灵活，昼夜奔袭，成为清廷心腹大患。鲍超初入剿捻战场并不顺手：一则补给线绵长，粮草辎重时有断续；二则捻军重骑兵、贵机动，打法与此前太平军围坚攻固迥异，令素以稳扎稳打见长的霆军一时难以适应。鲍超很快总结教训，调整追剿节奏与战术编成，逐步扭转被动。
一、尹隆河战役背景
展开剩余84%同治五年正月，清廷命鲍超自粤北旋即北上。霆军继而在鄂、豫、陕多线参与合围。北上之初因军需未齐而迟滞，遭朝命申斥；继而又屡失敌踪，“仆仆道途，未遇一贼”，再受苛责。九月十八日（1866年10月26日），曾国藩调鲍超、刘秉璋、杨鼎勋、刘松山等分由数路追西捻。及鲍等至洛阳，西捻已入陕，只得回援南阳、新郑。十二月，在清军大围堵下，东捻赖文光、任化邦接连在罗家集、杨家河击破郭松林、张树珊两军，骑阵如风，锐不可当，应城、云梦、天门相继失守，继而屯据臼口、尹隆河，窥伺安陆，清军一线军心受震。
此时东捻领袖筹画三路：主力西向入川，别一路入武关连络张宗禹之西捻，另一路留鄂为声援。清廷改由李鸿章总理剿捻，会同曾国荃议定合围策：急调鲍超以霆军约一万六千人自襄樊南下，刘铭传以淮军约万人由随枣进逼，两路南北交错，意在京山、钟祥之间合围东捻。刘军先至安德，扼其渡汉；东捻转趋霸王山无隙可乘，只得折回钟祥。鲍自西东压来，刘自北南逼之，东捻遂被压缩于京山尹隆河一带。江汉平原地肥水美，辎粮易办，东捻既两捷，锐气正盛，遂谋于此地与清军主力一决，击溃追兵后再渡汉入蜀，以成“据巴蜀、联西陕”的宏图。
若较规模，此役不逮曾经的许湾、黄沙嶂之战，东捻号称十万，多为裹挟乡民或新附队伍，老成劲旅约三万；清军鲍、刘合二万六七千，却皆精锐，并装有大量火器。双方胜负攸关：捻军胜，则入川可期，西东连臂，变生肘腋；清军胜，则可打断东捻战略突进，迫其由攻转守。
二、尹隆河之役经过
战事始末历书有异，主要争于“刘铭传先战”抑或“鲍超失期”。《湘军志》等谓鲍失约；薛福成《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》、张仲炘《湖北通志》、黄鸿寿《清史纪事本末》、印鸾章《清鉴》以及《清史稿》诸传与曾、李往来书札则多指刘铭传受激先发，几至全军覆没，幸霆军及时抵达而反败为胜。杨度日记亦载当事人之口述，谓《湘军志》平捻篇失实。
据薛文：同治六年正月十四日（1867年2月18日），刘军自下洋港窥敌主阵，约鲍军翌日辰刻分路夹击——鲍自西东、刘自北南。赖文光探知计划，遂遣书激之曰：“鲍妖勇略非汝所及……宁非送死！”彼此素有声望高下与行伍出身之嫌隙，刘遂动念争先。“庚午卯刻秣马蓐食”，提前一刻进逼尹隆河。东捻早陈兵候战，刘留五营护辎，自率马步十五营渡司马河。赖乘其半渡而击，三路并进：任化邦冲刘左，牛乐宏攻其右，赖与李蕴泰合击其中。刘左刘盛藻五营支撑不住，急调黄桂兰、张士元、李锡增救援，终不支而退。捻军旋合围中军，前队溃裂。右军唐殿魁击退牛乐宏后回援主阵，却已迟，终被各路捻骑分割包围，唐殿魁战殁，总兵田履安、副将李锡增、胡衡煦、刘朝煦、吴维章等相继陨没。刘部溃不成军，弃甲乱渡，终被回缠。刘与幕佐“脱冠服坐地待死”，危在旦夕。
辰刻，霆军如期至杨家泽，沿途见淮军散兵狼狈。鲍超即以“大一字阵”迎战：全军分三路，各设主攻与策应，刀矛与鸟枪相间，枪炮前推、步步连环。中路以宋国永、曾成武诸营强攻；左路唐仁廉为锋、邓训诰步队策应，右路谭胜达为锋、杨谦万步队策应；另以杨德琛马队为游击，随方增援。赖文光亦誓师：“今日斩刘捉鲍，长驱西上，一入四川据巴蜀，一上荆紫关合张总愚攻陕西。”捻军连胜余威尚在，三路分进逼霆军。然而刘部辎重遍地，捻兵多忙于拾取枪衣、骡马，阵列散乱；霆军连环推进、前排卧射、后列齐放，火力密集。中路首先被霆军撕开口子，霆军继以两翼钳击，截断其退路。呼杀震野十余里，东捻转胜为败，阵线崩溃。是役“生擒老捻八千余，斩杀万计，获骡马五千余”，并解刘铭传之围，收拢其散卒二千，夺回洋枪四百杆、号衣数千。
霆军乘胜昼夜穷追数日，再歼敌万余，俘四千，赖、任、李诸将之家眷亦被获。东捻被迫自鄂入豫，入川计划挫败。军事损失固重，更重者在于士气与战略信心被打穿：主要首领由“可西入联陕”之主动，骤然转为走北入鲁、徘徊运河北岸的被动迁徙，终至全线覆没。
此役为剿捻十五年来清军最大捷之一。其所以能胜，除鲍超临机指挥、果断用兵外，尚有三端：其一，“大一字阵”与“连环进步法”将霆军火力密度与刀矛近搏结合，抵消捻骑冲刺优势，使其难以破阵反受重创。曾国藩亦言“二字阵前冲后固，屡试屡验；遇四面被围，可变方城阵以自保”，与霆军当日阵法相表里。其二，东捻甫破淮军，军心骄逸，争辎坏阵；在霆军正面强火力与两翼穿插下，骑队几次冲击皆折，旋即失去组织，溃败成势。其三，霆军改变以往“稳扎稳打、立营徐进”的惯性，在击破主阵后乘势穷追，连续数昼夜扩大成果，不仅造成人员物资上的巨大伤亡，更造成对霆军之心理畏惧，动摇其“入川联西”的大战略。
三、总结
尹隆河捷后，围绕“谁先战、谁失期、谁居功”之争愈演愈烈。刘铭传揽功诿过，李鸿章明里暗里维护，虽经曾国藩调停，终难平鲍超之忿。鲍愤而请归，霆军失主帅而分解。然强敌环伺之际，朝廷仍不能忘此骁将：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伊犁交涉紧张，召鲍入直隶，扼京畿门户；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中法之役，鲍已年迈病侵，仍募勇支援云南，以为后继之师。尹隆河一战既定东捻败走之势，亦标志霆军在湘、淮诸军中的硬核地位——其战术调整之及时、乘胜追击之坚决，成为清末地方武装作战史上少见的典型范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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